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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践行终身学习，离不开继续教育。那如何办好高校的继续教育，盘活学校资产，是每个继续教育学院要考虑的问题。最大地发挥继续教育学院的作用，重点在于机制的创新。贵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在机制创新上独树一帜，深化学院人事分配制度、内部绩效管理改革，强化“事权、财权、用人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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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付安然 中教全媒体
贵州大学大规模开展继续教育始于上世纪80年代成人高等教育阶段。伴随“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继续教育管理和办学单位历经多次整合，形成以继续教育学院为建制单位、“管办合一”、统筹全校学历与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办学管理格局，成为贵州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特别是贵州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贵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任康民
在人才抽水机效应的大背景下，培养“留得住”的人才
CEDU: 贵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建立了“乡村振兴学院”及专业分院、为帮扶县乡建立“新三农讲习所”，致力于服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目前取得了哪些可喜的成果?
任康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贵州大学来说，是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贵州是国家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如何从脱贫向“乡村振兴”发展，“人才振兴”是基础。
我们到地方工作中发现乡村人才留不住的问题，我曾经与贵州省贫困村村长交流，我说：“新世纪以来有没有考上大学的?”他说有，数一数还不少，但是没有一个考上贵州大学的。当时我又问“有大学生是回到你们村工作的吗?”他又想了一下说：“一个都没有。”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才的抽水机效应已经形成。我们的乡村为什么贫困，因为我们的年轻人留不住。学习好的、有思想的、努力奋斗的，可能到省城乃至北上广工作了，不愿意回到贫困落后的家乡，产生人才抽水机效应。
人才抽水机效应导致乡村和城市，或者说西部和东部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在乡村现有人力资源现状下，为乡村培养能用得上、实用人才，这些人才要“懂技术、会经营、关键还得留得住”。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从2014年以来，学院继续教育毕业的本科生、专科生里面，有将近一半的学生是农村户口，这部分学生才是能留在乡村促进家乡的发展的群体。因此我们有意识的开始从学历教育到短期培训为农村培养真正在本地的人才。他们需要知识，需要技术，我们想把更多的力量放在这个上边。教他们知识，提升他们的学历，提高个人素质，同时，还要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利用现代技术经营农业，这样的人才才会留的下来。
CEDU: 在课程设置方面，有为这部分人群量身定做一些课程吗?
任康民: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获取的渠道很广泛。知识已经不是一个比较稀缺的资源，关键是人的观念、人的意识的改变。同样一个农业技术的培训，可能不需要贵州大学这种高等学府去做，一个中专学校的老师已经足够了，那贵州大学为他们做的培训有什么特色呢?我坚持的是所有培训和教育，我是特别希望他们能来贵州大学，到学校来。因为他只有来了这里之后，他才能真正地开眼界。他坐在我们贵州大学的教室里边和坐在乡村中学的学校里边，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到了贵阳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大数据展示厅，可以看看现代科技，对他的思维启迪可能会更大。高校本身就是信息的集聚地，还有贵州大学广泛的校友资源，我们也会组织学生去我们的校友企业和实训基地参观、考察、交流，相当于他们也积累了一定的人脉。一个村的农产品最难的是标准化。很好的农产品成不了商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是它没有办法商品化。贵州当地这种很有特色的农产品，可能只有这个村有，旁边的村子都没有，这种特色农产品并不能标准化，是小众产品，需要广大群众的小范围的类似微商性质的对接，我们的课程对这类人群更有效果。
打造特色培训项目 让中国教育走出去
CEDU: 结合贵州的特点，学院打造了哪些特色培训项目?在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任康民: 贵州近几年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GDP增速在全国经常拿第一，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发展很快。贵州在大数据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果，大数据是一个概念，但是贵州实实在在把它做起来了。包括腾讯、阿里、苹果大数据中心纷纷设在贵州，我们也承接了包括人力资源部的专业技术人员大数据方面的研修班，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项目。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重要会议，也是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对于当时的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我们着力推出了以长征精神为代表的研修班，可以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纪念馆，深入学习了解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期间，尤其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上，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论坛坛就在贵阳，去年贵州的旅游人数是全国第一。这是我们的后发优势，保护绿水青山也是一种政绩，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的培训班到贵州来，我们打造出来的一个品牌就是生态方面的培训班。
阳明文化是先贤王阳明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年王阳明成道于贵州修文龙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王阳明全集》在16世纪进入朝鲜和日本，从此“阳明心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日本明治维心时，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产生了一大批著名阳明学徒，同时在美国和英国也有重大影响。对阳明心学的探讨，尤其对于企业家来说，很有吸引力，这也是我们可以挖掘的特色培训项目。
CEDU: 在国际合作上,贵州大学有与魁北克大学联合培养的MPM项目，也是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校企合作联盟的秘书长单位，不断拓展国际合作，自身的哪些优势促成了这些合作?
任康民: 从2002年开始，我们和魁北克大学启动这个项目，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是成果丰硕。这16年来我一直是这个项目的主管，我体会很深。从开始我们是仰视的姿态，魁北克大学的项目管理在北美是一流的。我们讲项目管理从阿波罗项目计划到我们的神舟飞船都是项目，项目管理的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了，我们在仰视他们的整个学习体系。16年的时间到今天，我觉得像我们国内的项目，反过来让加拿大的教授仰视我们。因为他们的案例还在做当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案例，我们不一样，我就说我们贵州有世界第一高桥，我们有这些大的项目，他们的教师也非常震惊。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一种比较平等的学术探讨，这也是我们教育上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从一开始我们完全的仰视甚至我们完全照搬，他的课我一点儿不敢动，到现在我们是取长补短。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我们教育取得的成就，和国外高校的合作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良性互动的阶段。
我们做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包括和东南亚的一些项目，这个时候我在想，我们有一定的自豪感。以前是西方欧美国家的教育对我们的一种单向传输，到现在基本可以互相交流互动。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希望我们也能进入，2018年12月份，印度尼西亚教育部资助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继续教育。这就促使我想到另外一点，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大学毕业，能进外资企业的都是学习最好的，差一点的在学校当老师，再次一点的才去做公务员，当时外资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人才很渴望到外资去工作。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的教育培训机构，他的高校紧跟着他的外资企业就进入中国，可以说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产业工人、专业人士。
现在我们还看得到，比如说富士康进入中国的时候是成百万的产业工人的培养，他的整个培训培养的体系是用国外的或者用台湾的。现在我们国家推行“一带一路”政策，我们国家的企业在往外走的时候，同样需要我们的教育培训机构，我们的大学跟随我们的企业，对国外的人员进行培训。从“量”上来说，我感觉已经是一个井喷的态势。这个是我们继续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贵州大学地处西部，我们有一定的优势，我们也在努力克服地域上的限制，因为这个是真正服务于我们中国的企业的。
强化机制创新 打造高效率团队
CEDU: 贵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在组织架构上划出了十三个独立核算部门，教育行业培训中心、建筑行业培训中心、企业管理培训中心···等等部门，在绩效管理与分配体系上有哪些自己的心得?
任康民: 我的理解就是两条，一是搞清楚人为什么要工作，我分析下来是一个获得感和成就感的问题。单靠成就感肯定不够，所以第二条就是收入与职业前景。对很多老师来说，做老师做到退休，职业生涯是很明确的。要把收入考虑清楚，就是一个激励机制。按劳分配的原则，如何把考核体系落地，千万不能做墙上的不能落地的制度，所有的制度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必须有方法。
我们有净贡献率、产值贡献率，这个是数据说话的。产值贡献率高的肯定收入就高，位置就重要。但仅靠净贡献率和产值贡献率肯定也不行。我们还有两个约束机制，一个叫做效能，即执行力的考核;另一个是质量指标，比如说做了多少项目，出现了多少问题，只要有问题就会扣分。有的部门净贡献率很高，但是工资不是最高的，因为做的多就会错的多，这个时候就会经常调整影响因子，尽可能适合目前的发展阶段，不犯错是不可能的，现在必须往前走。管理上来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CEDU: 贵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在机制创新领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您是如何打造这样一支高效率高服务质量的团队的?
任康民: 关键点就是让每个人的长处尽可能发挥出来，我们十三个独立核算部门，他们在各方面都有他们自己的优势。我的要求是责权自负，目标明确。想让我授权给你，就先得把责任背上。每个部门每个人要把自己的目标说清楚。我认为人永远不缺乏激情，只是很多人没有施展的平台和空间。
当年我们重新组建我们学院的时候，全院教职工事业编制的有140多人，当时我是院长，我制定了一个制度，愿意做部门负责人的，自己上台来发表就职演说，然后自己组建团队，一个培训中心就这么成立了。至于之前是管理干部还是教师，不考虑身份。给每个人一个机会，每个人都可以组建自己的队伍。有了这个平台之后，有没有业务，自己能不能生存下去，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能不能给自己发工资，运转起来，打开市场。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激发他的本心，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想做事的，都希望有个平台展现自己的能力。这个是我们继续教育学院最根本的变革。第二个我的想法是，尽可能的扁平化管理。管理环节千万不能多，多了，沟通环节也就多了，大家把太多的精力放沟通上，说好听了是沟通，说不好听了是扯皮，先把自己的事情厘清楚，才能把事情做好。
把握教育的本质 严控教学质量
CEDU: 学院是如何保障继续教育的教学质量的?
任康民: 教学质量的根本在于学生的获得感，第一方面，学历教育很重的一头就是自学考试，质量好不好考试来说话，这个不是我们院组织的，是国家组织的，很清晰地可以看到，学历教育对质量的把控主要以考试为导向。在学习习惯的纠正上，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
第二方面，对非学历教育，我们有三个“满意”：委培单位满意，学员满意，上级主管单位满意。这三个满意角度不一样，上级主管部门更关心，你存不存在风险，培训的吃住行全部要安排得周密。对学员来说不一样，他巴不得你的培训少上一点课，他可以出去转转。这个时候学员的满意度不能要求百分之百，他要受约束。此时上课老师的授课质量，我们宁肯到省外请名师，也要让授课质量得到保证。第三个是委培单位，有时候是完成任务，他会说钱给多一点课少上一点，这个时候也会把控课程质量。什么类型的培训班达到什么样的教学天数，我才会给发培训证书，时数不到也不会给发。
CEDU: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包括中国慕课如火如荼的发展，教与学的模式不断发生着变化，贵校是如何落实教育信息化2.0的?
任康民: 在这个方面我们学院应该算是个跟随者，因为很多学校都做得非常好。我有个理念，我认为教育是人和人的关系，第一点，不管是互联网各种技术只是工具，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第二点，互联网时代新世纪以来，以前我读书的时候知识就是力量，书是最宝贵的，到了互联网时代获取信息的途径太多了，信息大爆炸，这时候我们的整个教育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我们现在说的翻转课堂实际上在我们古代孔夫子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我们说我们的继续教育该怎么走，我们中国古代的老师有两类，一类是启蒙老师，读《三字经》背《千字文》;另一类是授业老师，他不是讲课的，是来解答的，提出学习要求之后再为学生解答。我们作为教育的组织者，如何搭建这个体系更重要，千万不要把人给忘了。混合式教学以人为根本，就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怎么把先进的技术手段服务于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是我们要思考的，不能削足适履。
采访花絮
任康民院长是个非常勤勉的人，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在与随行老师的沟通中得知，任院长经常半夜还在办公室处理公务。任院长对底下各个部门也是最大限度地放权，包括项目的申报等一系列环节，给与足够的自由，使每个人可以更多地释放激情和力量。贵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历教育分院院长王晓玲说道：“现在我们院五十来岁的老师还特别有劲头儿呢，都特别拼。”有这样一支拼搏上进的团队，做好继续教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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