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随着影响力的增强，我国与外界的联系也愈加紧密。了解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培养出更多“区域国别通”，为国家政策与民间交流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保障，是当前时代和社会对复合型创新型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
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新一轮的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
区域国别学为何能成为“交叉学科”大家庭中的新成员？升级为一级学科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迎来了哪些机遇？高校如何乘势作为？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杨丹。
我国为什么要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与以往相比，区域国别学更突出哪些新的内涵？
杨丹：可以在几个背景下看这个问题。一是全球性和平衡性。长期以来，区域国别研究的视角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同时在学科发展上形成了西强东弱的格局。近年来，新兴国家从被西方研究的对象“客体”成为研究者“主体”。中国就是新兴国家区域国别研究发展最典型的代表。发展中国家区域国别研究力量的兴起，将给区域国别研究带来更广阔的前景和更丰富的内涵，让学科的发展具有更强的全球性和平等性。
二是交叉性和融合性。以前，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也注重交叉，但一般是在一个主要学科问题领域内，交叉融入别的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比如在政治学内部，开展一些比较政治制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等，解决的还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问题。外国语言文学也开展各国文化和国情的研究。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都有一定形式的、学科内的区域国别研究。但这造成了一个问题，不同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核心问题与学术范式不同，很难实现顺畅的学术对话，进行真正的跨学科研究。现在我国把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级学科，就是要实现更高层面的大交叉、大融合。这意味着我们要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或者在新的范式和方法下去解决原有的问题，这无疑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机遇。
三是创新性和包容性。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必然要推动学科问题和范式的创新。在新的学科定位中，不能仅仅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一些经济和文化的问题，也不能仅仅从经济和贸易的角度出发研究一些政治问题，等等。我们认为，区域国别学科要在一级学科的高度上发展，关键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出发，从全球性问题来看待区域国别问题，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广泛联系、平等交往、深入融合来建立学科知识体系，包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研究范式，注重底层方法的打通和创新。
从新的时代要求来看，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您曾提到，在当前的研究中存在“孤岛化”现象，具体有哪些表现？
杨丹：“孤岛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领域孤岛化。做国别研究的人，都有专业领域的路径依赖，研究政治的学者、研究文化的学者、研究经济的学者之间缺少沟通的基础。这一孤岛化现象是传统的学科构架导致的。我们建立交叉学科门类下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学科架构。只有顶层设计变了，领域孤岛化的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二是国别孤岛化。区域国别学的研究门槛很高。好的学者要懂得当地的语言，需要长期开展田野调查和国际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研究同一个国家的人交流多，研究不同国家的人之间交流少。孤立地研究一个国家，就容易从这个国家的角度看问题。而当不同国家的研究者聚到一起讨论同一个问题时，就很难达成共识，也不容易形成核心的学科知识体系。
三是国际交流孤岛化。区域国别研究由于存在较高的语言和渠道门槛，在国际交流方面容易碎片化，最终形成许多个“平行世界”。跨国和跨领域的交流比较困难。另外，从全世界来看，区域国别学的国际交流还不充分、不平衡，发达国家的学者交流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参与少，或者即便参与了，话语权也不足。
学科孤岛化是学科发展不成熟的标志，给研究和人才培养造成了瓶颈，无法跟上发展的需要。首先，造成了研究信息在学科内部内卷化，信息数据质量不高、研究成果的水平也难以提升，按照国别划分的“小作坊”多，真正的交叉融合、协同创新成果匮乏；其次，造成了人才培养始终没有形成核心能力框架，人才供给和人才需求不匹配，亟待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后，造成了区域国别领域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响应的能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区热点事件层出不穷。区域国别研究跟着热点走，总是处在被动应急的状态，多变的需求和零散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得到解决，高校科研机构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在这个问题上要呼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梳理国家社会的长期性、战略性和基础性研究需求。
区域国别学升级为一级学科后，会给学校学科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杨丹：从科学研究来看，北外是国内最早成立国别研究机构的大学之一。2017年，北外成立了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目前北外开设超过100种外国语课程，建立了41个教育部备案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但语种多、机构多，“小作坊”就尤其多，整体的知识生产能力和方法论体系没有建立起来。通过建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我们有了从全球角度看区域国别问题的新思路、新范式。我们将探索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架构，开发运用大数据、指数等研究工具方法，推动新文科建设，把精通各种语言的专家凝聚为有“共同语言”的学术团队。
从人才培养上看，北外培养和输送了大量区域国别人才。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要求我们把人才培养提升到全球领导力培养的高度，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在推动中国更好走向世界、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上作出新的贡献。
从社会服务来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要求我们建设好能够真正服务于“国之大者”的新型智库。智库建设要瞄准能力集成、信息集成、渠道集成和品牌集成。用智库工作统筹全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推动各中心聚焦国别和区域深度研究，形成一批以尖端智库研究成果为引领的研究机构。
未来，学校将如何布局、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
杨丹：“融合”将成为学校未来相关工作的关键词。一是领域融合。我们尝试探索底层逻辑打通的“熔炉式”学科融合，而不再采用“拼盘式”的学科拼接。我们内部将其称为联合、聚合、融合的“三合”道路。区域国别交叉学科的建设，也需要一条底层逻辑打通的学科融合路线，它必然包含更多的学科，但可能不是从单个学科的逻辑出发汇拢的，而是基于共同知识框架、基于问题导向的底层逻辑的演绎和整合。
二是区域融合。区域国别研究不能把不同的区域和国别分裂开来研究。国别问题专家，一定也是区域问题专家、全球问题专家。北外推动101种外语人才培养广覆盖，实现区域国别研究广覆盖，从而从人才根基上解决单一信息来源的偏见，打破研究的孤岛化。接下来我们准备利用全球外国语大学联盟的平台，计划从每个国家邀请3名外国学者，形成语言、文化、治理的学术共同体，让各个国家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开展研究、讲述自己的故事，促进平等的相互认知。
三是平台融合。做区域国别研究、特别是中小国家研究的人都知道，除了学术交流难，还有成果发表难。我们的学术期刊要加强协同，共同支持区域国别研究成果的推广。要加快建设多语种期刊方阵，服务全球学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此外我们还准备建立全球语言服务平台，帮助解决区域国别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交流隔阂。
近期，全球区域国别学共同体启动大会在北京举行。您怎么看待建立全球性学术共同体的意义？中国大学在其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杨丹：全球外国语大学联盟（GAFSU）在北京倡议成立全球区域国别学共同体，是为了秉持“增进国际理解，共创美好未来”的信念，回应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新现实、新问题与新挑战，聚合各国区域国别学学者的知识与智慧，促进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发展。共同体汇聚了来自181个国家、使用100多种语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优秀学者。共同体将以学者、学科、学术为核心，秉承“多视角、全覆盖、重原创、促理解”的原则，促进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相知。
为此，我们将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携手作出以下努力：第一，促进全球学者协作。我们将促进不同国家与地区学者的交流、分享和协作，为深入、理性、多元、全面的区域国别研究赋能。第二，推动全球学科交叉。我们将重视全球不同国家与地区、不同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的传统与经验，在平等对话中实现理论、方法、议题的交叉与融合，形成本领域共同的知识财富。第三，助力全球学术创新。我们将建设区域国别学开放、共享、高效的交流平台，促进“本土化+全球化”的学术创新，推动构建服务人类共同美好未来的全球知识共同体。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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