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文南楼一间略显局促的办公室里，杨芳老师带领她的团队构思慕课方案、录制课程视频、及时在线答疑，陆续推出了《生活英语听说》与《生活英语读写》两门慕课，目前注册学员已超过34万人。从无到有，从0到34万，杨老师和她的团队依然跋涉在教育创新的路上，只因他们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
如果没有做慕课，她无须在清华园坐班，会有更多的时间听音乐会、陪伴家人；如果没有做慕课，她不用早上5点钟在线答疑，清华大学文南楼121房间的灯也不会经常亮到深夜。
然而，如果她没有做慕课，就不会有数以万计来自贫困地区的中小学老师如此便捷地聆听清华的优质英文课，更不会有来自195个国家的34万余学员对她的慕课《生活英语听说》情有独钟。
她，就是清华大学外文系英语教师杨芳。她的祖父用毛笔书写了一位私塾先生的教育情怀，她的父亲用粉笔勾勒出一位小学教师的教育理想，而她，从传统到现代，用慕课为教育插上翅膀，将充满诗意的目光投向远方……
中教全媒体记者带您走近杨芳老师，聆听动人故事，见证华美转身，感受师者情怀。
慕课缘起：教育公益梦
记者：近年来，慕课作为一种新的课程形式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您最初接触慕课是在什么时候？
杨芳：我接触慕课是在2013年，当时清华大学正在建设学堂在线的平台，开始第一批慕课的研发。我听说慕课后并没想到自己会去做。当时学校组织各系申报慕课时，外文系没有参与，我的课是第二批慕课，也是清华大学扶贫办公室主任黄丽老师找到香港李贤凯先生投资后才开始着手做慕课。
我是因为有需求才决定尝试做慕课。在此之前，外文系老师经常暑期到全国贫困县去做师资培训。我坚持做过13年的教育扶贫，一个暑假最多只能去两个地方，最多能接触到600多位中小学老师。我的一个切身的体会是，改变中学老师的教育理念、帮助他们改进教学都需要具体的适合他们学生学习的资料。我们去进行宣讲或者培训时，一线教师可能觉得我们说的有道理，但实施起来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发自内心地觉得，要是有更多的人能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就好了，而慕课恰恰可以实现这一点。
教学转型中的痛与乐
记者：从传统教学到慕课教学，您在转型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与不适？是怎样克服的？
杨芳：困难肯定是有的，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比如说，以前课堂上我主讲，最后给学生预留5分钟来提问。可是目前80%的时间是学生分组做seminar或编英语短剧，老师只占用20%的课堂时间，这一点师生都很不适应。
在清华，谁都会担心学生觉得老师上课太水。课堂上如果没有慕课，只是让学生讨论，老师担心学生掌握的语言知识不扎实。大数据时代，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我的SPOC平台上，我知道多少视频是学生看完了，他们的练习完成情况，课程讨论区里他们的疑惑是什么。 但是学生的确是可以质疑，老师讲的太少会不会不预习，课下不坚持自学视频课程的学生。有些学生说不适应这种探究式学习，认为研讨课上A说A有理，B说B有理，最终没有结论，心里不踏实，还是希望老师能多讲。
实际上，在我看来，思考的过程本身就非常棒了，因为以前很多时候光老师讲，学生并不动脑子。我做完慕课以后，教学理念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尽量压缩自己讲的内容，让学生们动起来。面对学生们的困惑，我增加了一个环节，就是线下交流，这点非常重要。以前我没做慕课的时候，上完课直接布置作业就行了，现在课下我会找国际生（外国人）来和学生们用英语聊天，做小组的seminar，这是我的课程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自己的体会是，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做混合式教学这两年了解学生、尊重学生的学术思考。文科和理工科的学生之间对彼此学术研究的了解也是促使他们进行交叉研究的基础。因此，困难是暂时的，收获是多方面的—从批判性思维到学术前沿的探讨，我的博士生英语课的教学内容得到了拓展，我的基础英语听说的学生拍摄的小组作业，从学生的心理健康谈到法庭辩论，精彩纷呈，大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好的教育理念是不分国界的
记者：您的慕课《生活英语听说》已经有超过34万人在学习，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当初您想到过这门课会这么受欢迎吗？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杨芳：这个数据我觉得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绝大部分精力是花在国内学习者的学习社区建设上了。目前，这门课在国内开到了第六期，有16万名学习者，而在短短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国外学习者在短短的14个月居然涨到了19万。这有点让我吃惊，因为在课程设计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其他国家的学员有什么需求。这门课是张文霞老师和我主讲的，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上国际平台时，我们只是把中文讲解部分换成了英文而已。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教育理念是不分国界的，对于英语课程来说，只要把“交际”这件事情琢磨透了，英语课应该是适用于中国学生，也同事适用于外国学生。
面对慕课，应有开放心态
记者：当下，信息技术不断催生新的教育教学方式，但仍有许多教师包括英语教师漠视这种现实，依然按照过去应试的方式来教学，对此您怎么看？
杨芳：我觉得要一步一步来。目前，国内大部分中小学的硬件环境比较好，但教师群体在观念上还没有意识到信息化对英语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买一台电脑很容易，但改变教学思路不是那么容易的。对教师来说，把自己多年备的课放到一边，推倒重来，会加大工作量。
我今年做的一件事，就是到各地中学去宣讲，通过现身说法和老师们交流。我把自己原来的和现在的教案展示给他们，并且把现在的课堂通过视频的形式播放给大家看。在现在的课堂里，所有的孩子都是笑脸，而在原来的课堂上大家都是正襟危坐的，我既担心他们是低头族，也担心他们上课走神。
在夏令营中，我们让学生自己来make a movie（制作影片)，他们的编写剧本的能力和制作视频的水平让我感受到他们自己创作的快乐。上周课上只讲了2个学时，他们练习了2个学时，这周就能呈现出一个自己拍的片子。学生们经常会给我带来一些惊喜，这在传统课堂上是体会不到的。因此，我觉得中小学老师对慕课应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各个年龄段的教师都要审时度势，考虑最佳的教学方式是什么
记者：您的祖父、父亲都是老师，显而易见，他们当时所处的教育环境与今天相比是有很大不同的，但同样作为老师，他们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杨芳：我爷爷是私塾先生，他们那代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比较深刻，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传授的比较少。他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读书，以四书五经为主。对他来说，教育是安身立命的一种方式。
我的父亲是读师范出身的，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教育好不好取决于老师讲得好不好，那代人很少考虑学生学的好不好的问题。他觉得，如果老师逻辑条理、口齿清楚、板书漂亮，学生就应该学的好。
到我自己做老师，在前面20年我也没有认真地琢磨过学生，还是按照老师教自己的方式来教下一代。在1997年，我们做了一个外语自学中心，我才发现学生通过课外自主学习，学生可以学的更主动，也更有收获。后来，随着电脑走进家庭、互联网的普及到今天移动互联网的流行，作为老师是不能够忽视技术的，因为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跟祖父、父亲他们生活的年代是不同的。当数字原住民这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不是谈技术的问题，而是谈教育和生存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各个年龄段的教师都要审时度势，考虑最佳的教学方式是什么。比如说，我练毛笔字是为了修身养性，但对我爷爷来说，毛笔就是他的工具。对我爸爸来说，粉笔字就是他的工具，但对我来说，可能做好PPT，学会用雨课堂和学生交流更惬意。
记者：技术给教育带来便捷的同时，有没有增加老师的工作量？请简要介绍一下您工作的一天。
杨芳：的确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学校要求老师一周至少答疑三次，一次一个小时，而现在我的答疑是不分节假日，没有周末的概念了。
我目前一共参与建设了29个微信群，其中有六七个是我在负责管理的，另外的是北京联合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的党委书记和院长谢职安教授负责的，有个群是北京服装学院英文系的主任罗冰教授负责的。每天早上我大概5点钟起床，5点到6点半的时间在做慕课答疑。不光是我一个人在答疑，我们这个团队有来自许多高校的十几位老师。每个老师都建了一个100人到200学生参加的微信群，我们发的帖子他们也会帮忙转发。这样的话，每天早上我们会影响到将近1400人，慕课学员早上就可以在微信群里获得英语晨读资料，这种和同行一起备课的感觉特别好。
7点半左右我开始往学校赶，准备上课。在办公室里，一多半的时间都是用来做日常的工作，到了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会看看网上的答疑情况。每晚睡前至少有一个多小时也用来在线答疑，通常在11点之后才会休息。
严爱相济，因材施教
记者：在评师网上，许多学生评价您讲课非常精彩，也有学生说您比较严厉。您教育学生和教育自己的孩子在期许和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吗？
杨芳：我对自己的孩子比较宽容一点，对清华的孩子更严厉一些。因为清华的孩子已经习惯了比较高强度的学习，他们在功课方面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更注重在课堂上增加一点趣味性。
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它的学习离不开重复，并不是说弄懂了就行了，得熟练掌握。所以，我对学生的课下交流的要求比较严格。我要求学生们在课下每周至少花两个小时来学英语。我们每个班30个人，各班都配有一个助教，助教可以是外国人。比如，有一个巴基斯坦的博士生，他是学习热能的，我们的博士生课下和他来聊天，聊机械、聊文化等一系列话题。我要求学生们带着问题去讨论、拍照片上传到微信群说明每次谁参加讨论了，聊了哪些话题，他们要回来做笔记。
我的孩子现在上高一，我的学生们在无形中对他影响比较大。比如说，我和学生聚会的时候会带上他，他说，妈妈你们在一起从来不说闲话，永远都在谈工作，他知道我们没有时间去消遣、闲聊。他也经常在我的办公室学习，到晚上11点才回家。在这种氛围里，他不会特别放松自己，但我并没有给他很大压力，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考上清华。
记者：从2003年至今，您从事支教工作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今年暑期的计划是去哪里？在支教中会应用哪些教育新技术？
杨芳：我在英国学的是教师发展——Teacher Training，所以我一直有做教师培训的梦，而暑期支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和同行们探讨教育、教学的改革思路。这两年做了慕课之后，我就没有再到地方去支教，而是参与在北京的国培项目和来清华的乡村教师的英语培训。
表面看来，这种方式所覆盖的人群变少了，但因为有了慕课，实际上受影响人变多了。清华暑期有很多支教小分队，他们会使用慕课内容到各地去做英语培训。我的团队还自制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个16G的优盘，里面有补充的英语学习资料。支教的老师可以把这些资料拷贝到当地老师的电脑里，万一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老师们一看这些资料就明白了。
今年我计划和慕课学员们（主要是来自各地的中小学老师）一起探讨一下他们的教材和教学法，最后上升到一个理念，让他们觉得这个理念是可实现的。同时，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下“雨课堂”，这是PPT中的一个插件，对老师和学生都非常便捷。老师的PPT可以直接被推送到学生的手机上，学生还可以按“不懂”键让老师知晓学生的掌握情况。
最应该坚守的是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
记者：从教这么多年，您内心对教育的理解有哪些变与不变？在教育浪潮风起云涌的当下，您认为教师最需要坚守的是什么？
杨芳：我刚当老师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很看重自我表现，就是作为老师要教的好。这也是多年来，所谓“模范教师”的理念根深蒂固，最初老想成为模范教师。可是现在发现，最应该坚守的是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
我在支教的时候，一位重庆的老师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把学生叫作“娃”。在英语中，老师会称学生为“my kids”而不是“my students”。这点，国内外的教育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因为爱孩子才从事这个职业。我曾经是有点把学生当作教学对象，现在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原因，越来越觉得学生就是孩子。看到他们不学英语会很着急，以前没有这种急迫感，觉的英语就是一门课而已，现在觉得英语是一个可以让孩子们走向世界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二三十年的积淀，我可能也体悟不到这一点。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不少高中老师都出国进修过，刚开始去的时候是学习人家的语言，后来才发现更多的是介绍中国的文化出去。这种变化也是以前没有想过的，学好英语到底是用来做什么？介绍中国文化。世界文化是一个大盘，而中国文化在其中是非常具有亮点的。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重点在于交流思想。以前的中小学英语老师一直盯着语言点，实际上存在一些偏颇。现在英语这个学科做得越来越厚实了，而不是越来越单薄。
基于这种教育理念的转变，我在慕课教学中格外注重教学环境的营造，老师在慕课课程里面讲授的内容也是有限的，重点是创造一种大家都主动利用英语交流思想的氛围。
后记：
在清华大学文南楼十平米左右的一间办公室里，记者采访了和蔼可亲的杨芳老师。办公室的一整面墙被她的书架倚靠着，近千本书整齐摆放。书架上有一张杨老师的素描肖像，这是她的学生画的，灿烂的丝巾衬托着她微笑的面庞，淡雅之中流露出一种朴素的美。正是在这个略显局促的房间里，杨老师带领她的团队构思慕课方案、录制课程视频、及时在线答疑，陆续推出了《生活英语听说》与《生活英语读写》两门慕课，目前注册学员已超过34万人。从无到有，从0到34万，杨老师和她的团队依然跋涉在教育创新的路上，只因他们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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