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3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下称《实施方案》）。当天上午，国家发改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司长刘明表示：“在赋能方面，我们主要通过‘试点、政策、资金’三个抓手，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在提升方面，《实施方案》聚焦难点堵点问题，通过针对性政策措施和务实工作举措，力争实现专业体系、实训水平和融合深度‘三个提升’。”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此前已有相关文件出台，如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3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此次出台的《实施方案》正是根据之前两份文件要求，提出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明确的落地方针。
此次《实施方案》从推动形成产教融合头雁效应、夯实职业院校发展基础、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激励扶持组合举措等5个方面提出了19项改革措施，既明确了产教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也厘清了构建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
明确定量目标：试点城市与企业翻倍
《实施方案》首先对目标做了定量规划，即“到2025年，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达到50个左右，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
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人才战略室主任研究员王明姬表示：“这意味着在现有基础上，试点城市和企业将再增长一倍，探索之路越走越宽，改革力度越来越大，融合程度也将越来越深。”
“全国2895个区县，50个左右试点城市，虽然占比不高，但基本上能够形成规模效应。”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表示，“全国职业院校的数量在数十万所，如果有1万家产教融合的企业，能够占到1/15或者1/20，也对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有示范、引领作用。”
定量目标是如何定下来的？早在2021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印发产教融合型企业和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就有相关表述——其中向社会公示了21个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和63家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名单，试点城市和相关企业按规定享受产教融合领域相关投融资和财税等组合式激励政策。
据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经过两年多建设，全国已培育5247家地方产教融合型企业。一大批行业组织和行业协会积极参与产教融合工作，已经初步形成了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产教融合推进机制。据此增长速度，预计2025年培育1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目标可以完成。
王明姬认为，这一定量指标带来的影响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对持续优化人力资源供给结构、培养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具有重大意义；二是加快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重大意义；三是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对推动职业院校深化改革与创新发展有重要意义；四是提高行业企业以及产业发展与创新能力，有利于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与价值链有机衔接；五是有利于在全社会范围营造尊重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氛围。
第二批试点城市遴选：注重教育和产业适配
《实施方案》在重点任务里明确提出，“启动遴选第二批30个左右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推动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出台扎实有效的改革举措。”
回溯选拔审核的过程，如何成为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和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皆有章可循。以企业为例，是由地方政府筛选推荐，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被推荐的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情况进行评审。
梳理现有的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不难发现，这些企业业务领域范围广，综合实力较强。在传统产业里，覆盖机械装备、能源化工、交通运输等。同时，涵盖了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社会急需的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此外，这些企业均举办或深度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资建设实训基地、深入开展职工培训等。
试点城市的产教资源相对集聚，经济总量在本省（区）处于前列，主导产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多数城市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校生超过20万人，具有良好的人才基础。
刘明指出，已经有26个省（区、市）评选了省级产教融合试点城市，第二批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将优先考虑从省级试点城市中产生。
对于遴选的具体标准，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副司长孙志诚透露：“我们确定第二批试点城市，将更注重教育和产业的适配性，这是最重要的遴选标准。”
国家发改委在总结第一批试点城市的成效、经验和问题时，结合最近几次调研发现，一个城市产教融合做得好不好，不在于职教的体量有多大、专业有多全，关键在于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结合得紧不紧，是否形成了良性互动。
孙志诚指出，有的城市职业院校学生数量多、专业包罗万象，但是人才培养不精准、不聚焦，培养再多人，都难以发挥出支撑作用，教育和产业还是“两张皮”。
“一个城市职业教育体系不一定那么大、那么多、那么全，但是职业教育的总量、结构、质量，一定要与当地产业需求相匹配，二者要相互交融、互为支撑，真正做到有机融合、良性互动。”孙志诚说。
孙志诚表示，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指导有关地方进一步聚焦，将现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把教育与产业适配度高、融合度深、支撑性强的地方纳入第二批试点城市。
以需求为导向：纳入新兴产业
目前，职业教育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技术技能人才发展渠道有待持续拓宽，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有待提升，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仍需提振等。
究其根源，主要是由于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力与企业需求存在错位，专业性、独立性、主动性、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均有待提高。而产教融合正是衡量职业教育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
“校企双方主体共育技术技能人才，就要瞄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之教育根本问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王传毅介绍说。在他看来，校企联合培育人才是解决需求错位的一大重要路径，应更加关注人本身的知识结构、创新思维和技术技能标准的优化，让人的发展更加适应时代需要，并且提升人的能力，引领未来行业企业发展。
针对这一根本问题，《实施方案》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明确提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储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养老、托育、家政等生活服务业等行业深入推进产教融合，以培养服务支撑产业重大需求的技能技术人才。
王明姬认为，以往出台的关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文件虽然也有相关规定，但从未将人才培养方向细化到这么具体。此次《实施方案》直接明确了职业教育专业的教改方向，有效针对产业链、人才链的短板弱项，积极推进学科专业体系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相适应，是文件的务实创新之处。
王传毅表示，学生技术技能水平的提升和工匠精神的传承，将充分调动学生参与产品优化设计、改善生产流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提升产教融合自觉性的内在动能。
“人才培养是一项长周期工作，《实施方案》正是立足于国家人才需求的宏观大局下好先手棋，为人才培养提前打出时间量。”王明姬表示，《实施方案》对产教融合影响深远，通过聚焦重点产业，未来将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基础。
建立产教融合利益机制：提供土地、财税等支持
为了推进产教融合，企业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在此次《实施方案》里被反复提及，并予以多元化支持。
《实施方案》提出，支持地方出台符合本地实际的落地政策，进一步健全“金融+财政+土地+信用”多元化激励体系。
目前，已经有不少央国企和具备实力的民企，自己办起了职业教育，且颇有成效。如潍柴大学是由大型国企潍柴集团创办的一所集中高等职业教育、企业员工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学。民企飞毛腿集团则在2010年投资兴办福建省飞毛腿工业技术学校。此次《实施方案》起草阶段，国家发改委还对这一系列产教融合型企业开展了调研。
如何提振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信心是个难题。分析人士指出，产教融合多方互利共赢的机制尚未形成，《实施方案》的落地还需避免出现过往“校热企冷”的状况，即学校乐于办讲座、实习、冠名院校，但对企业无甚裨益。
对此，刘明表示，过去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存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情况。《实施方案》针对“校热企冷”的情况，支持有条件的产业园区和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合作举办混合所有制分校或产业学院，支持推进职业学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依法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通过这些措施，打消企业的顾虑，变‘一头热’为‘两头甜’。”刘明说。
薛二勇分析，产教融合的利益机制确实有待建立。此次《实施方案》已经在利益融合方面做出了新的部署，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有一些人才聘用、信用评级、上市融资或是技术改造方面的优待。“这正是在产教融合中照顾企业的利益。”
根据走访调研，王明姬发现，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现象并存，归根结底是技能人才的供给和需求间出现结构性短缺。只有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合，培养并招聘到真正急需的人才，让人才资源和业务发展高度匹配，才能更好发挥人才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作用。
飞毛腿集团副总裁江志成对这一点就深有感触。他给列了一组数据：“自从自培学员正式输入企业后，品质物耗较往常降低了3%。企业的员工稳定率、产品有效率、产能与效能也有了11%-15%的提升，对提升企业劳动生产力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江志成介绍，在飞毛腿集团自己办的学校里，40%的老师由集团工程师直接担任。一方面企业办学，培养与企业和区域产业相契合的中、高级人才；另一方面，学校孵化产业公司，对设备改造、技术升级，如此形成了产教融合的良性循环。
企业参与产教融合办学对政策优惠也有期待。江志成谈到，企业办职业学校最大的压力之一就是房产税的压力。现在企业大多是拿工业用地在办学，房产税高达12%。
此次《实施方案》在土地政策扶持力度上给了企业一剂“强心针”。其中明确规定，企业投资或与政府合作建设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的建设用地，按教育用地管理，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通过划拨方式供地，鼓励企业自愿以出让、租赁方式取得土地。探索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年期出让方式供地。
江志成说，如此落实下来，土地税赋能减免，企业办产教融合型学校更有动力了。
在财政税收扶持方面，《实施方案》强调产教融合型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符合条件的投资，按规定投资额30%的比例抵免当年应缴教育附加费和地方教育附加。
此外，飞毛腿集团还期待，未来能进一步落实对企业办学的财税减免政策，并建议扩大企业办学获得免税资格认定的范围。目前，企业办学所收取学费属于免税范畴，建议将产教融合型企业办学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纳入免税资格认定；将投办院校产生的技能成果、生产性成果纳入免税资格认定。“这样更有利于产教融合的成果转化到实实在在的生产中去。”江志成说。
最后，在保障措施方面，《实施方案》首先强调了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人社部的三方合力。延伸到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是贯彻落实政策措施的主体。已成为产教融合试点的城市，基本都成立了工作专班机制，由市委领导亲自挂帅，定期商讨，共同推进各项产教融合工作的分工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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